涉及“艺术史”这门知识的学习会遭遇两个方面的问题：作为一门历史学科，我们需要知道历史学的基本含义和变迁，了解历史学所遭遇的若干问题，尽管人们习惯于将艺术史的焦点放在“视觉”问题的分析与变迁上，但是我的经验是，没有扎实的历史学知识，将很难深入理解艺术史中的问题；作为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科，“艺术史”也会遭遇涉及“艺术”的若干问题，例如什么是“艺术”？艺术理论与艺术史是什么关系？观看与艺术史的文本是什么样的关系？当然，问题还可以从更加逼迫的角度出现：艺术史家的工作范围是什么？对艺术现象敏感、思维更快的学生也许还会问：“艺术史在今天和未来的命运究竟如何？”“艺术史与视觉文化有什么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够简单地给予回答。
60年代初，西方出现了“历史”危机，由一位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和另一位历史研究的专家埃尔顿（Sir Geoffrey Elton）引发的关于历史的争论导致了历史学领域的巨大变迁。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有后现代主义者说：秋天已经来到西方历史学；一些历史学家也非常怀疑：历史的科学与文化根基已经被动摇。可以想象，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艺术史自然受到强烈的影响与质疑。既然历史学已经严重地失去了信任，艺术的历史又在何处生根？如果艺术史的存在已经成为问题，艺术家的工作及其结果的价值判断将如何进行？在很大程度上讲，没有历史就没有文明，没有艺术史也就没有艺术，分析艺术是在历史的前提下进行的，即便你想合适地表达一下视觉上的快感，可以这样说：在文明史的意义上，艺术史是艺术价值的凭据。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大量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著作仍然在出版，可是，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浪潮已经过去，人们对历史知识的了解与重建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一代又一代学者们仍然坚持着对历史的研究与写作。今天，各个大学开设的历史课程没有减少，关于历史问题的解答和对历史的认识有了新的成果。哲学家没有摧毁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信仰，而后者也的确从前者那里得到了思想的养料，所谓新艺术史也就是在解释新的艺术现象或者重新认识艺术的过程中出现的。尽管新艺术史仍然让部分慎重有加的学者感到可疑，可是，新一代艺术史学家毫无顾忌地开始了他们对艺术史充满活力的研究与解释。
艺术史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她是人类知识系统中不可以忽视的一个部分。在人类追求知识的过程中，艺术是理解这个世界的重要通道。理性产生了改造物质世界的科学，可是科学不能替代唤起想象力的艺术；宗教是灵魂的慰籍，不过宗教也需要作为灵魂的客观性的艺术来补充，感觉世界的丰富性决定了人类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艺术是具有应对能力的特殊工具。人类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利用艺术来认识和表达世界的？在不同的材料和现象面前，我们如何来看待过去的艺术？我们是否可以断然地重新认识艺术？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人类知识十分关键的部分，不认识艺术的历史，就意味着在人类知识领域里一个严重的失缺。由于艺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紧密的关系，缺乏对艺术的认识就是缺乏对生活常识的认识。所以，学习艺术史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完善基本的知识结构，使我们对日常事物的判断具有知识上的平衡性。每个人都有自己观看世界的方式和手段，如果没有艺术史的知识，我们在面对世界的时候会表现出知识上的“残疾”，我们可以粗糙地说出眼前有一棵树木，可是，我们说不出来中国古代画家笔下的树木与西方画家油画中的树木究竟有什么不同？事实上，观看与视觉分析本身就是在理解和认识世界。当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例如考察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的中国时，究竟什么样的形象与符号更接近那个时代呢？“星星”成员的艺术难道不是最能够提示我们1978年之后中国在政治、文化与人们的感受性的变化吗？为什么那时的人们会面对《父亲》流下感伤的泪水？为什么波伊斯（ ）的作品向我们提示的不是美国的消费社会而是充满意识形态紧张的欧洲？当摄影接替了绘画反映现实的功能时，为什么李西特（ ）又会反过来模仿摄影呢？我们通过这些艺术不是可以重新思考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和文明吗？改变思维方式是一个人适应这个世界的重要精神准备，而艺术和艺术史能够不断地提醒你：任何固执的眼光和惯性的思维模式都是危险的。
艺术心理发自人的天性，可是，对一种具体艺术现象，尤其是对过去的艺术现象的了解，需要我们对艺术史给予特别的依赖。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人的审美虽然具有一些共性，可是，对不同时期审美态度的认识需要我们进行历史性考察。将中国宋代的绘画与同时期欧洲的艺术进行比较会得出什么样的看法呢？没有历史的知识，我们根本不能够对之进行比较或者得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结论。理解艺术自身的形及其上下文的复杂差异，意味着理解人类知识产生过程的复杂性，还有什么比失去基本的知识判断更愚蠢和更无知的呢？站在中国传统文人的立场说教堂壁画中的人物缺乏神韵，与站在欧洲比如说意大利人的立场说中国的人物画缺乏科学常识，这两种角度的结论同样都是缺乏历史知识的。这让我们看到了即便是观看也需要历史的观看。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她提醒人们对过去的了解。反过来，除了文字，我们还可以通过图像、符号、实物、声音以及动画来完善和补充甚至核实其他方式记录的历史，以便矫正我们的历史判断。艺术史是历史学领域最感性和生动的讲述，她使得我们保持着人类最基本的常识，以提醒我们今天存在的理由与基础。时间在堆积文献，艺术可以担当历史的物证，艺术史是所有历史物证中最直接和最感性的说明——尽管有些艺术史家经常使用晦涩的文词。
抽象主义画家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认定：一个人内心如果没有音乐，他的精神世界一定是黑暗的。对艺术的理解同样是这样，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成分就是其成员对艺术深厚与广泛的理解。在晚清之前，中国人对艺术的理解被融入到了类似“琴”、“棋”、“书”、“画”这样的文化生活中，尽管这样的系统具有封闭性，可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对传统的教养与知识的理解是整体性的；西方国家，在任何一个公共美术馆里组织的儿童与青少年的艺术课程都成为他们素质教育的一部分，正是在以不同主题和历史时期内容为重点的不同美术馆里完成的艺术史课程，帮助了这些学生对艺术的认识与理解。概括地说，艺术史是民族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和艺术史知识的缺失，就是素质的缺失。
艺术史是艺术史家对人类过去的艺术给予解释的历史，虽然后现代理论提示了历史写作具有强烈的修辞特征，但是，关于艺术的修辞仍然来自感觉的历史。正如历史的社会功能一样，艺术史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判断当代艺术现象的功能，大多数人相信艺术的存在——当然是文明的结果，但是，对今天的艺术总是产生困惑，而认识今天的艺术的最好途径之一就是学习艺术史。好的艺术史家的写作总是超越社会集团、政治、经济或者趣味共同体，以至他的艺术史文本能够获得跨越时代的读者的认可。讨论与解释过去的艺术，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让我们去理解今天的艺术，因为材料、风格、无意识、情感以及关于世界的意识，在很多地方是代代相通的，只是创造性的精神要求更加符合特定时间的艺术的产生。当我们将今天的艺术与过去的艺术进行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对今天的艺术往往会有更清楚的认识。概括地说，艺术史对于我们对当代艺术的判断会给出教益。当然，写作今天的艺术现象同样是为了告诉未来的人们，什么是他们过去的艺术以及艺术讲述的过去？为他们提供一个“当时人”的视角，以便他们进行符合自己的艺术史观念的理解、认识和重新筛选。这就是为什么当代艺术现象可以成为艺术史写作对象的原因之一。
艺术史可以成为人们重新认识历史，辨别历史问题、治疗心理创伤的手段。20世纪的中国艺术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有太多的联系，随着社会的变化，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历史解释逐渐被新的历史判断所颠覆和改写，这样，艺术史具备了一种不限于纯粹美学问题的图像证史的功能，例如一幅50年代的国画不仅能够提供这个时期的国画技术问题——例如写实方法的引入所导致的笔墨变化，也能够让我们发现当时的政治现实和意识形态控制在艺术领域里的表现。当历史被重新书写时，艺术史也会参予对历史问题的重新认识与解释。已经被发现的历史过错如果被澄清，将有助于我们对文明的健康解读，例如陈半丁在大跃进的国画就有可能成为解读那个时代政治运动的证据。
说到认识历史，我们需要补充，学习艺术史是唤起和加强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的一个路径。时间、地点以及人物是我们要记住的东西，但是，缺乏视觉判断，这些信息是没有太多意义的。视觉判断需要我们尽可能去理解艺术现象，甚至成为一件艺术品创作的合作者，这样，我们可以像艺术家一样探讨精神问题与现实问题，理解文明的进程。要记住，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一开始是通过视觉与其他感官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保持和加强视觉判断的能力，以便认识人类的历史。
最后，艺术史将培养我们批判性审视一切的心理习惯，正是艺术现象的复杂性与无限多样性，使得我们必须积极地去思考这是为什么？艺术家拥有代表人类放肆说话的权力，他不断地破坏我们熟悉的边界，而这样的破坏是如此地充满快感和可能性，以至倘若没有这样的知识与心理准备，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便是值得大大怀疑的。人类需要那些被认同为艺术家的人来提供新的问题，艺术史帮助我们理解和接受这些新的问题，提供我们重新思考这个世界并创造未来的可能性。就在这个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艺术史是一种奢侈的知识，她不仅让你了解历史和感受历史，也让你拥有精神上的愉快和享受。如果不是为了应对考试，我们在阅读例如贡布里希（Ernst Hans Gombrich）的《艺术的故事》的时候，不就是一次愉快而感性的智慧旅行？艺术提供精神的无限可能性，这为我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无限的活动要素，她导致我们高兴、愤怒、忧伤、痛快以及其他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她提供真正的人的生活。说到底，人类文明的生活就是尽可能地“艺术地”游戏，艺术史是我们参与这个文明生活的有效工具。
2010年2月1日星期一初稿
2012年9月18日修改于从北京到成都的飞机上
2012年11月6日定稿于从伦敦到香港的飞机上